因为每月收取2元气表维修更新费用，河南省新乡市74岁市民王合安，将市发改委告上法庭。而在与燃气公司长达8年的执著诉讼中，王合安屡告屡败，屡败屡告。（11月10日《华商报》）

　　读完这条深度报道，特别是“111148位新乡市民“（意为要要要要司法）的原告身份，万千感慨油然而生。我们姑且放下案件本身的是非之争，单就这起诉讼的附加意义，就有认真思索的价值。

　　理由何在？第一，当民众利益和政府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什么渠道解决矛盾，既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说它是一个方法问题，好比说我们要去过河，但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说它是一个原则问题，好比说可供过河的方法很多，你不过桥也不乘船，也不选择其它经济实用的过河方式，非要乘坐飞机绕道而去，就有些颠三倒四了。当然，你如果盆满钵满，有的是时间，怎么过河纯属你个人选择，只要不对别人造成影响，可以悉听尊便。倘若你还要私带违禁物品登机，影响别的乘客安全，就不能任你为所欲为了。别以为我这是故意“抬杠”，生活中这种荒唐的处事方式多了去了。尤其在群体利益遭受损害的时候，非理性的行为极易发生。而燃气表维修收费问题，涉及到几十万市民的切身利益，参与王先生诉讼的差不多有十万之众。但他们始终坚持走“148”（要司法）的道路，过程虽然漫长，却没有聚众围堵一类的事情发生，全都在司法的框架之内。这种理性的态度，确实值得赞赏。

　　第二，诉讼提高了民众的法制意识和政府官员的政策水平。王先生本人就通过了国家的有关考试，取得了法律工作服务者的资格，而他只是一个退休工人。几年来，他除了代表几万人参与上述的集团诉讼外，还免费帮助几位郊区农民代理官司，使他有了统筹解决事务的能力和精力。这“两力”，与他的告状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新乡市发改委主管法制工作的副主任贾生芳，在他的文件夹里，除了上百页有关官司的舆情报告外，案头还多了一本《全省公务员学法用法简明读本》。他在谈及案情时，能飞快地找到有关的法律条文。这就不难看出，一件涉及民生和执政的诉讼，对市民乃至官员，都促进了法制水平的双向提高。我们讲公民普法，这岂不是最实际的普法教育吗？更何况，在法制社会里，政府官员习惯于接受质询，在民告官中充当被告，也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

　　第三，为区区两元收费引发诉讼，这在许多人看来实在不值。而且在中国的传统精神里，浓烈着极其强大的宽容元素，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人们恰恰忘了，“一个世俗生活中的人也只有具备了主动选择的条件和能力，才能讲宽容，一个被捆绑了手脚，动弹不得的人是谈不上宽容的。就像狼吃羊，狼可以因厌食、肚饱、怜悯等原因‘宽容’羊，而羊在自己的脖子被咬断的时候说，我因为宽容你，故而不想还击，我认为你是在讲笑话。”（狄马《谁对谁宽容》）因此，两元钱诉讼的较真态度，更利于公民精神的培养，更利于公民人格的塑造。反之，不通过法律的渠道，反倒会培育出刁民的品格来。

作者:雷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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