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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亮/摄
■本报记者 武晓莉
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倡议取消通讯漫游费，运营商积极响应，给出了具体时间表和措施，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取消漫游费，大部分消费者感觉不太解渴，他们更关注的是流量费。毕竟，现在每个月花费最多的不是打电话费用，而是上网费用。
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不解渴，而人们期盼的本地、外地流量资费统一却被业界人士认为无法实现，问题究竟卡在哪里?对此，通信专家认为，百姓不明白、业内没想通、政策有梗阻，是当前流量资费问题的主要成因。
取消漫游费不解渴
“熬了大半辈子，终于快熬到取消长途和漫游费了，可细想一下，其实运营商也不是菩萨心肠不想收费，而是原本许多人就不打长途电话而改用微信或QQ电话了。这就像一个已经60岁的人，终于迎来二胎开放时代，但二孩梦想能实现吗?若真为百姓着想，就应该取消流量漫游费。”一位网友的话可能代表很多通讯用户的心声。
“取消漫游费的确与运营商的收入结构有关。”业内知名观察人士马继华表示，“运营商数字化服务特别是视频流量及内容在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话音等收入已变得无足轻重，所以取消漫游费对运营商来说影响不大。”他认为，国内三大运营商已基本实行全国一体化资费，即核心套餐基本实现“长市漫”合一，4G用户在语音业务方面不再有所谓的漫游费。这说明，运营商取消漫游费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马继华说：“通讯用户其实已不太关心电话、短信的漫游问题，而更加关心流量的漫游问题。”这是大部分用户觉得取消漫游费不解渴的原因所在。
流量漫游费是个伪概念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7年春节期间通信业运行数据看，移动互联网的流量消费已达到2016年时的两倍，流量费在账单构成中的占比也大大增加，这也正是人们期待流量费降低的原因。“既然可以取消打电话的漫游费，为何不能取消流量漫游费?”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问。但业内人士表示，所谓的“流量漫游费”就是个伪概念。
“流量资费和话音资费的定价体系完全不一样。”资深通信行业观察人士项立刚表示：“话费是在本地价的基础上，再加收漫游资费。流量是全国统一价格，但本地运营商分公司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竞争需要，为用户提供本地优惠价格，比如更便宜的单价和更多的流量赠送。因此，如果说取消，意思就成了取消本地不同价，全国统一价。”
北京的刘女士对记者说：“我经常出差，有个很深的感受是，很多地方的流量套餐便宜得像白菜一样，而北京的这部分费用太高。我的流量在本地根本用不完，因为家中和单位都有WiFi，可出差又不敢使劲用流量，因为套餐里的全国流量很少且超出部分价格很高。”
在运营商分区域运营的背景下，手机流量被人为地分成本地流量和全国流量，这让很多用户面临本地流量用不完、全国流量不够用的局面，所以人们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管理成本不应用户承担
运营商为何大力推广本地、本省流量低资费?有一种解释说，因为运营商按省核算，跨省要发生内部结算费，所以不能降低省外的流量资费，只能在本省范围内降价。
业内资深观察人士付亮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认为：“山东联通和广东联通之间、北京电信和上海电信之间、黑龙江移动和云南移动之间要不要结算、怎么结算是运营商内部的事情，凭什么影响到用户?其内部结算成本高，是利益分割问题，与用户有什么关系?用户凭什么承担这部分管理成本?”
在付亮看来，各运营商地方公司之所以大力推广本地流量套餐，正是由于集团公司统一的全国资费已明显高于市场所能承受的范围。截至目前，3G、4G发牌不久制订的全国统一资费标准还没怎么调整过，而其已不能适应现在的市场情况。此外，各地运营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也迫使地方公司在不能撼动全国资费的情况下，推出低资费的本地套餐。
业内专家杨培芳认为，运营商事实上承受着来自国资委的利润要求压力。“运营商高层一表态，就是要践行国务院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并列出时间表。然后又历数去年如何超额完成了提速降费任务，并用数据证明中国的上网费用与一些国家比较已经偏低;成本要素涉及许多方面，再降低几乎没有空间。”
付亮认为，电信网络运营成本的构成为省市运营商降低本地资费提供了可能。用户异地上网时，如果没有跨运营商的结算成本，实际上使用每一兆流量所发生的变动成本很小，而这些电信服务需要分摊的网络折旧、网络运维成本才是运营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就使得运营商有更多动力和价格空间提供本地低资费服务，鼓励用户更多地使用本地流量。
呼吁全国流量套餐降价
综上所述，付亮认为，媒体和用户要呼吁的，不是反对低资费本地流量套餐，而是希望将这种套餐改为全国流量，同时降低相应资费。同时，不仅向老用户开放新套餐的优惠，也要降低老套餐的资费。
此外，也有专家认为，降资费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事实上按流量收费已不符合信息时代“泛在网络、永久在线”要求，应按照零边际成本规律，从根本上改变收费方式，让全社会都连得上，用得起，放心消费。
作为一个研究通信与信息经济几十年的资深专家，杨培芳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理顺信息通信业的社会经济定位，不能既催着运营商降价又要求利润;要用信息时代的新理论指导通信业的改革与发展，从根本制度上打破行业垄断;打通影响社会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约束;理顺信息通信业(包括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社会化规制体系和社会化综合治理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