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三千万近视患者身受激光近视手术裨益之时，那些深受这一手术折磨的受害者现状如何？南方周末为此制作了中国首份针对激光近视手术不良反应的问卷调查。尽管这些受害者群体可能微乎其微，但他们的声音足够警醒这项风靡二十年的近视治疗手术。

在中国每年数以百万接受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以下简称激光近视手术)的患者中，他们的声音可能微乎其微，但依然足以警醒这项号称手术成功率99%甚至更高的医疗神话。

自2012年情人节，台湾激光近视手术“元老”蔡瑞芳医生宣布“封刀”后，激光近视手术的安全性再度引发舆论热议。

2012年3月5日，南方周末陆续向五百余位激光近视手术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发出问卷，截至发稿，共收回有效问卷54份。这是中国首份针对激光近视手术不良反应的问卷调查。

这些受害者接受手术治疗最早可追溯至17年前，最近的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术后，他们或眩光，或重影，或视力回退……这些正是这个高速发展的产业在过去二十年所忽略的。

被改变的生活

2012年2月底，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发布《关于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的共识》。该共识称：“二十年来的临床实践表明，该项手术是安全和有效的。”这是目前来自中国眼科学界的最权威表述。

然而，李加军不在“安全和有效”之列。2012年2月9日，在士兵生涯开始还不到两个月之后，这位20岁的来自湖北襄阳新兵被部队退回老家，原因是“准分子术后并发症，不符合入伍体检标准”。

2011年10月25日，入伍心切的李加军花4700元在襄阳爱尔眼科接受了LASIK手术。对于这项正式名称为“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的近视手术，李加军所知不多，只知道做了这一手术，自己的视力就符合入伍资格。

然而，噩梦从此开始——晚上看东西重影、模糊、怕光。襄阳爱尔眼科医生告诉他，不良反应一个月后会消失，不过，这一切并未发生。

更要命的是，虽然体检医生网开一面，李加军得以顺利入伍，但他的“士兵突击”梦想最终还是因为“眼睛”破碎了。

用95式自动步枪隔着100米打靶，近视400度的战友都能看清楚的靶子在李加军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南京军区总医院的诊断结果是：术后不规则散光造成的重影、眩光等并发症。

在南方周末的问卷调查中，像李加军那样出现眩光的比例达到50%，出现重影、眼睛干涩的比例亦近五成，而并发症不仅这些。

“一只蚊子在眼前飞，浓的一只，淡的两只，还有很淡的一大把。”一位于2011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LASIK手术的患者如是形容他的苦恼。这种病症在医学上被称作“飞蚊症”，在南方周末的调查样本中，共有6例患者报告受此困扰。

1997年在保定市第一医院做了PRK(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切削术)手术的王友情况则更加严重。他的问题是继发性圆锥角膜。在接受南方周末调查的案例中，有6例报告患有圆锥角膜。

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主任褚仁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术后出现继发性圆锥角膜的发生率一般低于千分之一。2011年8月12日卫生部发布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质量控制》行业标准称，角膜屈光手术本身并不会导致圆锥角膜的发生，但因切削一定的角膜厚度可能使原有的临床前期病变提早发病，病情严重者可能需要做角膜移植手术。

王友不幸地成为“病情严重者”之一。2001年他左眼做了角膜移植，结果出现严重排异，到2010年左眼角膜完全浑浊、失明。“现在左眼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右眼视力只有0.1。”

流水线的手术，忽略的风险

激光近视手术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概率究竟有多高？

南方周末记者曾就此致函询问国内最大的眼科综合医院爱尔眼科，爱尔眼科回复称手术有可能出现干眼夜视力差和眩光并发症，但有效的术前和术后检查能力能有效规避并发症。爱尔眼科是中国治疗近视患者最多的眼科医院，其官方数据显示，已成功实施近视手术55万例。南方周末回收的54份术后不良反应问卷中，曾在爱尔眼科接受激光近视手术的案例为7例。

目前，LASIK是最为流行的激光手术方式，也被国际眼科界认为“所有选择性外科手术病患满意度中排名最高”。南方周末此次调查显示，54位接受手术的患者中，选择LASIK的比例逾八成。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近视患者滚雪球般涌向LASIK，其风险却并未得到等量重视。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术后不良反应患者中，仅有一例表示术前医生已经充分告知风险，但为报考军校，该患者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事实上，这些风险提示并不难看到。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两份来自爱尔眼科的手术同意书显示，对于接受激光近视可能存在的诸多风险，这些同意书均描述备至。然而，这张本应仔细阅读的同意书却形同一纸空文。

李加军回忆，手术知情同意书还没来得及看，襄阳爱尔眼科的医生就催着签字交钱，说“没必要看的，只是个形式”，“手术室还等着”。

“现在做可以管终身，美国的飞行员、海军、明星、公务员都做，当兵的更应该做。”一位医生更是如此强化李加军的信心。

相同的一幕频频上演。“当时就跟流水线一样，一个接一个的病人轮流进手术室。”曾接受LASIK手术的李冬冬如是描述2003年6月9日他在南京东南眼科医院看到的这一幕。对于手术风险，忙碌的医生只是告诉李冬冬，通过那台“鹰视”牌准分子激光机将会给他“鹰一样的视力”，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至今的眩光、散光、干眼和视力回退。

褚仁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下，准分子激光手术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但必须先选择好病人，并不是所有近视患者都可以接受此类手术，眼部有活动性炎症病变、严重的干眼症、角膜厚度太薄、全身有严重结缔组织病变等的患者不适合手术。

而今，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出现并发症的受害者当初究竟是否符合手术条件。
 

要想拿到赔偿，没门儿！

在诸多受害者中，韦俊玉堪称幸运。

2011年她在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接受LASIK手术后，出现干眼、夜晚视力下降等并发症，幸运的是，她成功与医院协商索赔了3万元。

但这样的幸运者太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的案例中，只此一例。

李冬冬曾多次找南京东南眼科医院讨说法，但先前为其实施手术的医生已经离开，医院亦拒绝赔偿。

2007年，他向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但维权遭遇卫生局、司法局等诸多部门“踢皮球”，李冬冬最终只能接受现状——即使戴眼镜，最佳矫正视力也只能达到0.6到0.8。

而一位2007年在南昌博爱医院接受LASIK手术并出现重影、散光、圆锥角膜的患者，先是得到医院“正常，观察段时间再说”的答复，后来虽承认并发症，但只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赔偿”。2009年11月，该患者向南昌市医学会提交了申请医学鉴定的报告，但至今仍未启动相关程序。

事实上，从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患者通过法律维权的艰难。在南方周末调查的54例受害者中，明确表示已经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案例只有4例，但截至目前，尚无一例成功获得赔偿。

被部队退回之后，李加军曾赴另一家眼科医院试图出具医疗鉴定，但这一要求并未得到满足，“医生不愿得罪同行，不愿做这种擦屁股的事情。”

李加军坦言，其实他所在乎的并不是赔偿，而是还他一双正常的眼睛。2012年3月12日，在和襄阳爱尔眼科较劲了逾一个月后，李加军被转到武汉爱尔眼科接受治疗，医生给他的建议是再接受一次LASIK手术，但并不能保证术后他的眼睛能完好如初。

他选择了拒绝，“我怕了。”从部队回来之后，他在两件事情上似乎又找到了人生方向，一是去当地的盲人学校执教，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去襄阳爱尔眼科抗议，他准备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还我光明，还我青春年华。”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王友、李冬冬、韦俊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