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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电信诈骗，不仅能够在群众手机上显示电信、银行、公安等部门机构的正式号码，还能准确了解群众与这些部门联系的信息。这恐怕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李克强总理在9月1日的常务会议上说。他明确要求相关部门、机构，要切实加强人员管理，坚决杜绝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
杜绝个人信息泄露，可谓抓住了电话诈骗的“牛鼻子”。正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才使得电话实名制承载了太重的期待。
在山东临沂女生被骗学费死亡事件中，涉案号码均登记了用户实名信息，案发后，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为案件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可以说，电话实名登记制在配合公安部门查找嫌疑人时发挥了制度设计预想的作用。电话实名制的实施，意味着以登记的事实来确定电信用户责任，有了具体的操作性方案。作为我国电信行政管理确立的一项新制度，其最主要的制度目的与制度价值是保护合法信息使用权、防范诈骗风险，以满足信息经济的需求。
应该说，电话实名制度本身建立的目的、意义，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后，如何防范通信诈骗密切相关。但也要承认，当前，反通信诈骗面临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形势依然严峻，仍然存在着各自为政，各负其责的情况，形成治理合力尚存在一定的阻力和挑战。要让诈骗者无处容身，反通信诈骗在制度配套方面，就必须不断完善、融合。在这种诉求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司法等配套制度的及时跟进，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根本法律制度完善了，银行、电信等行业配套法规制度配套了，相关执法部门高度重视了，电话实名制才能如鱼得水，承载起人们对其反通信诈骗的期待。否则，缺乏配套制度的有力支撑，承担反通信诈骗的重任只能是孤掌难鸣，有心无力。
在反腐形势严峻的时候，不少人寄希望于不动产登记制度，希望通过它发现腐败、预防腐败。例如，有的人说：“希望未来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规定，公民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查询官员的不动产，被查询官员可以限定于目前需要申报财产的官员。这种制度设计也能为今后实现官员财产公开创造条件。”法律专家指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无助于反腐，还会扭曲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功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样，在反通信诈骗方面，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只能是一种前置预防手段，不能成为唯一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频频被泄露的个人信息， 每个人却依旧有深感束手无策之时。 维权成本过高，依旧使得老百姓深受信息泄露的困扰。刑法作为最强的法律约束力，对公民信息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民个人信息被盗取、 出售的情况多发，与特定行业工作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关系很大，对于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从重处罚，将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受非法侵犯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至8月，被告人杨某在担任某银行上海浦东支行零售业务部副经理期间，利用自己的工号或冒用其同事的工号，登录银行个贷查询系统，非法查询并下载他人征信信息共计10000余条。随后,被告人杨某将这些信息以每条25元至5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他人，非法获利人民币37.4985万元。2015年9月10日，被告人杨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浦东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一审判处被告人杨某拘役六个月，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退赔在案的犯罪所得予以没收。
专家指出，找到公民信息泄露的源头和遏制公民信息泄露的现象并不难，首先是建立完全的法制体系，为公民信息保护、 维权、 惩罚泄露信息等立下规制。目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没有立法,打击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是碎片化的,惩罚力度不够大。因此,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事不宜迟,这既是保护公民隐私的紧迫问题,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打蛇打七寸。就电话诈骗而言，如何才能打中诈骗者的“七寸”?也就是说，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惩戒诈骗恶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专家指出，徐玉玉是不幸的,但“徐玉玉案”是幸运的。言下之意是，“徐玉玉案”因受重视迅速破案，因而媒体追问：其他的呢?事实上，电话诈骗因成本低、利益大而使诈骗者铤而走险;相反，公安部门追查起来成本高，见效慢。这就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形成一种倒逼效应，需要弥合很多断裂地带。比如，如何为用户提供及时发现、即时举报的便捷途径，更好地满足反诈骗需要?能否让诈骗者数年内甚至终身不能再使用通信业务，剥夺其信息使用权利，加大其违法成本?当然，这种制度创新会受到宪法与刑法等法律原则的规范。其实，法律界对于信息作为一种财产权利研究甚久，对于剥夺信息使用权作为一种惩戒制度鲜有论述。现在通常使用的信息“黑名单”制度也有一定的反诈骗功能，但未能击中要害而被揶揄为“中看不中用”。因此，堵塞电话诈骗的制度漏洞，严峻的现实呼唤创新管理方式，探寻行之有效的制度。而这一切，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集众智，聚合力。狙击电话诈骗，需要创新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个人信息泄露，符合正义的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韩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