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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震宇
8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四方面治理违规涉企收费新举措。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企业、专家，对《通知》进行深度解读。
落实降费措施
近年来，我国对涉企收费的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较去年大幅提升32位，首次进入世界前50位，并且跻身今年世界营商环境改善排名前十。这其中就有我国持续治理整顿涉企收费的突出贡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罗雯霞告诉《中国消费者报》记者，政府推动涉企收费清理后，对于企业而言着实减轻了负担，“以永辉2018年零售业的收入来测算，仅今年的降低增值税率和降低社保费率两项政策就可为我们减少2.1亿元的支出。此外，永辉核心竞争力是生鲜，各地政府均非常支持，从运输等方面均有减免政策和运输的绿色通道，从物流方面也能做到降本增效。虽然企业的盈利能力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但各项费用的降低，会让企业利润增加比较明显，让企业感受到国家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和市场的发展，有信心加大力度投资发展”。
在8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治理违规涉企收费 减轻企业负担”吹风会上，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表示：“从数量上看，减税给予企业的优惠力度要大于降费。但从企业获得感看，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各类涉企乱收费问题，企业不明不白甚至被迫交费，就会降低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预期，对减税降费效果产生冲抵。《通知》的印发，就是要明确任务、确定时限、拿出实招，切实解决违规涉企收费问题，增强企业获得感，确保减税降费成效，激发市场活力。”
云南大学政府非税收入研究院副教授崔庆波表示：“减税降费，不单纯是收费项目减少、费用降低，更关键的是规范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中介机构和商业银行等各类收费主体的行为，推动涉企收费的规范化、法制化，让涉企收费行为有规则、受监督、可评估，让企业明明白白缴费。这些治理措施将对进一步简政放权，保障企业合法利益，改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尤其是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自查与监督相结合
我国的涉企收费主体庞杂、名目繁多。为提升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通知》采取了自查自纠与随机抽查、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宗杰教授告诉记者，《通知》将涉企收费的清理工作大致分成3个部分：一是自查自纠，分别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商业银行对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二是要求通过随机抽查和典型案例曝光，加强对违规收费行为的外部监督和制约;三是加强涉企收费公开力度，充分接受社会监督。而且这些工作都有明确的相应负责单位和完成时间。
云南大学政府非税收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娟向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在政府主导要素和资源配置的领域，过度的管制和准入限制，制约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创业活力。另一方面，随着当前降低企业成本负担政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或迫于发展地方经济压力，难免将政府职能带入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中。清理涉企收费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要改变违规涉企收费打而不绝的现象，就要注意规范政府行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此，《通知》着重梳理了违规涉企收费的主体，要求以政府职能部门、下属单位、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商业银行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为重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清查整顿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牢牢抓住了违规收费的主体责任，为新一轮简政降费提供了保障。
建立综治长效机制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宗杰教授表示，我国曾先后发布过许多治理整顿针对企业的乱收费的文件，但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稳定、成熟、高效的完善治理机制，而《通知》在涉企收费的综合治理以及建立长效机制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对进一步健全违规涉企收费治理的长效机制进行了系统部署，包括完善举报投诉查处机制、落实经费保障要求、规范中介机构行为、建立治理成效评估机制、健全治理法律体系等。这对探索创新监管方式，加强综合监管，降低制度成本都有重要意义。
郭宗杰说：“比如，《通知》要求在取消或者减免相应的涉企收费项目后，按规定应当由财政予以保障的经费支出，须纳入政府预算予以安排。这对于从源头解决以保障预算安排为由的乱收费问题具有积极意义。还有，要求健全治理涉企收费的法律体系。一部治理违规收费的专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出台，对于从源头上治理违规涉企收费将具有决定性作用。”
云南大学政府非税收入研究院执行院长梁双陆对《通知》要求实施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大加赞赏。他认为，让涉企收费暴露在阳光下，是规范收费行为的有效抓手。梁双陆说：“《通知》精准定位了违规涉企收费治理的主要问题，明确了收费事项一律公开，充分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全面公布确有依据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的事项、政府部门行政委托事项、下属单位收费事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等。这些措施对整顿违规收费，保障公众和企业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梁双陆还向记者表示，落实简政降费政策，重点还是要构建管用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明确、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淡化权力意识、公开权责清单，以更加理性、严谨的态度对待增强服务能力、拓宽服务范围的政府职能转型过程，推动政府治理向“权责一致、行为高效”的新型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郭宗杰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说：“通过治理整顿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打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极大提升了国际国内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认同。相信随着本次治理整顿涉企收费各项措施的落实，特别是随着涉企收费治理整顿法律法规体系等长效治理机制的建立，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一定会尽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