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王广国

　　博士，从政之前，是河南工业大学建工系主任。2002年1月，36岁的他成了郑州市引博从政的第二个博士，2002年1月担任郑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2005年12月15日，担任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成立住宅建投公司调控房价

　　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关键时候是不是也该发挥一下作用，调控一下？

　　新京报：郑州成立住宅建投公司的初衷是什么？

　　王广国(简称王)：

    房价上涨很快，政府直接干预也不现实，政府能做的就是加大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市场是“无形之手”起主要作用，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关键时候是不是也该发挥一下作用，调控一下了？房子的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纯市场行为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就进行完善和补充，做市场行为不愿意做的事。

　　新京报：这样做与郑州的房价上涨过快有关吗？

　　王：郑州房价确实上涨比较快(郑州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郑州商品房均价较4月份上涨305元，达到3573元／平米，涨幅创了今年新高。)，虽然总体房价水平在中部11个省会城市位居中下游水平，但涨幅处于中上游水平。房价上涨快是一个压力，同时政府对于住房保障这一块也非常重视。

　　新京报：据了解，一些城市比如厦门、成都，保障性住房都是政府投资，国企代建，郑州为什么直接成立公司来经营？

　　王：房管局下面也有两个房地产公司，郑州国谊住宅集团有限公司和郑州旧城改造开发公司，都已经进入改制程序，而且这两个企业在市场条件下资产基本上是亏损，如果再用那套班子，做不好没法跟百姓交代。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打算成立住宅建投公司的？

　　王：今年4月份吧，其实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廉租房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5年需要5个亿，这笔资金我们没法到位。今年春节刚过，我进京与建设部、国家开发银行总行的相关领导反映情况，希望能争取优惠贷款。但是和建设部还有国家开发银行的领导座谈时，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位副局长提出来“一年才1个亿，量太少了，能不能把经济适用房也绑到一起”。

　　新京报：郑州廉租房建设资金为什么到不了位？

　　王广国：按国家规定，地方政府拿出土地收益的5%，还有住房公积金的增值部分用于廉租房的建设，不过当时郑州有个情况，土地招拍挂严重萎缩，土地净收益基本没有。十一五期间郑州规划建设25万平米廉租房，按照每年5万平米需投入1亿元来计算，5年需要5亿元。我们出现了资金缺口。

　　新京报：当时你接纳了国家开发银行那位副局长提出的意见了吗？

　　王：没有，当时我说这个先别急，先把廉租房问题解决就不错了。我怕情况弄复杂了，一件事都干不成。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信息。

　　新京报：那后来呢？

　　王：5月上旬，郑州市直机关的负责同志到武汉、南京、重庆考察，而在重庆介绍的经验中，恰巧就有政府投资建设公共住宅的运作经验。考察完了，回来在总结大会上，王文超同志(郑州市委书记)宣布要成立包括公共住宅建设投资集团在内的4大集团。这正好跟国开行提出的想法一致，主要领导明确了，这个事就可以做了。

　　经适房将由住宅建投公司垄断

　　我们自己来做，就能保证所有房子都推向市场，从制度上堵死了倒号的可能，除非我们自己的班子出了问题，那就追究责任人。

　　新京报：这个公司组建形式是怎样的？

　　王：由房管局负责注册，我们的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全部来自廉租住房的保障资金，将来通过划入股权和资产，注册资本会有1亿元。国资委是出资人。

　　新京报：今后的业务有哪些呢？

　　王：保障性住房是住宅建投公司最重要的业务，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周转住房、农民工公寓等。此外，还有对一些烂尾楼、产权不清的“问题楼盘”进行托管改造，还要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对老旧住宅小区的配套、升级和改造。

　　新京报：业内有个说法，住宅建投公司成立后，其他开发企业都不能再涉及这方面业务。

　　王：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会有一个缓冲期，可能是1-2年。

　　新京报：郑州开发商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如何？

　　王：在郑州，经济适用房是块“肉”，很多企业愿意做，因为利润虽然低，但是没销售压力，资金周转快，拿地也有好处，不过廉租房是“骨头”，大家都不愿做。“只吃肉不啃骨头”，这不行。

　　新京报：经济适用房现在很多开发商在做，为什么也要实行政府统建？

　　王：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把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捆绑到了一起。这样做也能根治现在郑州经济适用房发展中的一些弊病。

　　新京报：存在哪些弊病呢？

　　王：现在供需矛盾还是比较严重，很多地方都达到1∶7或者1∶8，少数经济适用房开发企业长期开不了工，政府下达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任务共1016万平方米，未开工的占了15%。还有少数开发企业有截留房号的行为。此外，现在政府规定经济适用房利润率3%，但开发企业往往不止这个数，高的甚至超过10%，这就把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推上去了。

　　新京报：统一来建设的话，这些问题能解决吗？

　　王：对，我们自己来做，就能保证所有房子都推向市场，从制度上堵死了倒号的可能，除非我们自己的班子出了问题，那就追究责任人。同时，我们的心态也不是为了赚钱，开发商现在做经济适用房要10%的利润，我们以后只要3%就行了，价格当然会低。

　　新京报：不过也有人质疑，认为这样会造成价格垄断。

　　王：我们这个公司是行使政府职能为主，开发企业利用垄断可能要赚大钱，但我们的心态不是这样，垄断只要微利，能维持企业运转就行，定价上和开发企业比起来肯定是只低不高的，对老百姓只会有好处。

　　新京报：除了保障性住房外，住宅建投公司的业务中还有一条是托管“问题楼盘”，为什么要揽这个“烂摊子”？

　　王：郑州市现在有19个“问题楼盘”，一直让我们很头痛，有的企业只有50万的钱，却干1000万的事，结果弄得房子烂尾，老百姓上访。一般的开发企业还没办法托管。住宅建投公司有政府的信誉，融资方面有优势，而且心态也好，人家低于15%的利润就不干，我们只有5%也干。

　　新京报：除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住宅建投公司其他的经营范围会允许别的开发企业进入吗？

　　王：除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外，郑州住宅建投公司不会和开发商形成任何竞争，只要有“对手”，我们就主动退出。比如要盘活一个烂尾楼项目，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愿意干，那我们肯定不会争，就让他们干。

 

　　将聘用“操盘手”担任总经理

　　我们不以赢利为目的，不代表完全不计成本。住宅建投公司的经营范围决定了它肯定是以社会效益为主，但不可能所有的“硬骨头”都接。

　　新京报：现在住宅建投公司进展到哪一步了？

　　王：目前董事长人选正在组织部审批过程中，等到董事长人选确定了，公司就正式开始运作。

　　新京报：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怎样的？

　　王：除了董事长由组织部任命外，总经理以及集团员工推行全员聘任制。初步决定设立投融资管理部、开发管理部、工程管理部、计财部、综合部五大部门。我们将会聘请专业的操盘手来担任总经理，年薪建议是30万-50万元，低了人才也不来啊。

　　新京报：运作资金是否会由财政拨款？

　　王：我们不要财政一分钱，实行单个项目打包到银行融资。我们的资产还主要包括政府划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廉租房住房保障资金等。以后也会考虑进行政策和资源整合来获取一些资金，比如将来允许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补交一些钱，把房产证变更为商品房房产证，这一项预计可以置换出3亿-5亿元。

　　新京报：住宅建投公司如何在社会责任和企业运转中实现平衡，如果政府下达的任务和企业市场化运作规律发生了矛盾，会怎样对待？

　　王：当然不会跳“火坑”，我们不以赢利为目的，不代表完全不计成本。住宅建投公司的经营范围决定了它肯定是以社会效益为主，但是在成立之初，我们不会给它下达硬性的政治任务，不可能所有的“硬骨头”都接。

　　“只是运动员，不是裁判员”

　　住宅建投公司会有一个强有力的监事会，监管这一块还有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绝对不会进入商品房开发。

　　新京报：现在有一种声音，担心政府介入房地产后会形成腐败。你怎么看？

　　王：有制度保证，公开透明化，监管到位就不会有腐败。

　　新京报：住宅建投公司的这个监管如何来体现？

　　王：住宅建投公司会有一个强有力的监事会，在一般的公司里，监事会的权力可能不如董事会，但是在住宅建投公司中，我们会突出监事会的作用。我们只是“运动员”，监事会才是“裁判员”。

　　新京报：监事会是怎样当“裁判员”角色的？

　　王：我们的监事会是由公开聘请的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的，公司做出的任何决议都必须要由监事会同意通过，然后再上报市政府批准。同意了我们才能做。

　　此外，监管这一块还有政府配套的其他相关部门，比如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这就在制度上保证了不会形成腐败，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只能按计划来执行。

　　新京报：住宅建投公司业务范围会调整吗？今后有没有可能进入商品房开发领域？

　　王：绝对不会，不越雷池半步。

　　新京报：您认为住宅建投公司的成立，会对郑州的房价产生影响吗？

　　王：是的，这个举措的目的就是平抑房价，不过我认为这个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购房者的心理预期来实现的。虽然经济适用房的投入量占市场份额还是很小，没办法实质性明显拉低房价，但是老百姓看到政府下了这么大力气，未来预期有更多更便宜的房源，在购房上的恐慌性心理会降低，买房热度有所消退的话，房价的涨幅应该会放缓。 本报记者 杨娟娟 郑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