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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层近期密集释放提升行业服务实体能力信号。业内人士分析，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背景下，证券业建设一流投行显露出些许新端倪：在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开放”中“与狼共舞”，提升竞争能力;功能突出的投行实体或出现;强化公司治理，重视股东行为管理，具备强大股东背景的券商料更受益。
多管齐下监管层力促投行“升级”
证监会近日明确提出，全面提升投资银行服务能力。对于相关金融机构提出的整合投行类业务与机构、设立功能突出的投行实体的申请，结合证券行业对外开放积极予以研究推动，努力探索建设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银行。
业内人士分析，这既是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更是证券业开放提速下的重要一步。
“整合投行类业务与机构、设立功能突出的投行实体是从服务端发力，即通过增强金融机构服务能力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体现。”东北证券固定收益和大金融首席研究员李勇表示。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说，投行类业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监管层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发展一流投行，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基于上半年市场环境和监管层重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看，投行业务规范性和集中度将继续提升。投行业务整合将是必然。
对“相关金融机构”的提法，李勇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有机会参与投行业务整合，不排除有金控公司、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参与投行实体。投行类业务将更加模块化、专业化、规范化，从而提升投行类业务服务能力。业务整合可提供更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有利于金融创新与业务开展。从金融安全角度看，整合投行类业务与机构、设立功能突出的投行实体有利于提高抗风险能力，以带动我国经济金融良性发展。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面临重大调整，由原来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转变为以投行为主的直接融资金融体系。如果银行设立类似投行的金融市场机构，对金融系统向直接融资体系升级将有很大帮助。”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
增强资本实力是建设世界一流投行基本规律。中航证券分析师赵律表示，股东实力胜任是对证券公司发展壮大提供持续支持的有效保障。
上下求索证券业“内功”待提升
对于监管层提出的“建设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银行”目标，华泰证券大金融首席分析师沈娟表示，要让优质券商成为行业监管抓手，鼓励行业集中度提升，券商应把握机遇，建设富有中国制度特色的、注入中国文化元素的世界一流投行。
实际上，近年来证券业一直在探索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能力。目前，证券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包括行业功能定位、发展路径存在偏差，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足;勤勉尽责不够，适当性管理不足，投资者保护不力;合规风控基础不牢、水平不高，严重落后于业务发展等。
“中国证券业体量偏小。”在沈娟看来，从总资产看，中国2016年证券行业总资产规模为6.42万亿人民币，仅为美国2015年证券行业总资产规模的40%;从总收入看，2016年中国证券行业总收入约3280亿人民币，仅为美国2015年证券行业收入规模的18%。
从行业发展看，当前中国证券行业商业模式同质化严重，多数券商定位和特色仍在摸索中。沈娟表示，一方面，国内券商延续多年单一化的、通道式的、传统的商业模式，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小型券商缺乏核心竞争力，生存空间承压。我国证券业进入门槛较低，存在许多达不到规模经济的微型券商，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
从服务能力看，国内券商服务实体的广度和深度还难以满足经济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李勇表示，我国资本市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无论资本市场本身，还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历史积淀有限。在我国实体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需资本市场、投行业务、投行从业人员有更高的水平和发展，保持两者相对同步的发展速度。
“随着外资持股比例开放，将有利于打造更加良好规范的投行业务环境，使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陈雳表示，国际一流投行在投资融资、资本定价、风险管理等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可供国内券商汲取借鉴，以提高自身服务能力水平和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灵活性。
事实上，沈娟认为，美国投行业务体系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我国证券业务体系正在监管与创新的良性互动中逐步搭建和完善。我国从2010年的“创新元年”开始逐步推出股指期货、直投、融资融券、股票预约式回购以及试点的客户保证金现金管理等业务，基本属于“突破管制”这一范畴的创新。创新不能贸然推进，要在监管引导下充分考虑基础建设阶段和市场成熟程度，做到稳妥、审慎、有序。当前衍生品和海外业务等创新方向都在积极稳妥推进之中。监管与创新发展终将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共同推进行业健康向上发展。
开放发展国际化步伐待加快
在证券业开放进一步扩大背景下，我国券商机构国际化短板亟待弥补。
目前，我国券商国际化进程还处于发展初期，业务结构发展不均衡，境外业务主要集中在我国香港，业务对象集中于中资企业。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券商有20家，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等在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对于国际化业务开展，邵宇表示，我国券商在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与QFII和QDII相关国际业务、为投资境外上市中资公司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我国居民资产海外配置需求等方面，都有相当空间可以拓展。
陈雳认为，要根据不同国际市场采取不同策略。他认为，在发达经济体中，国内券商业务机会主要依靠国内实体企业海外业务;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目前受国际大型投行影响较小，通过积极积累当地经验、抓住时机、大力拓展，也有机会以改善当地投融资环境为基础拓展更多海外业务项目，如“一带一路”战略等都可成为我国券商国际化运作的突破点。
“在国际市场上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客户，如何调和文化冲突、调整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层人员构成，以实现中国金融服务本土化，也是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李勇表示，树立国际影响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一支研究能力卓越的团队，赢得市场对公司业务能力信任，从而获得业务资源。“这是一个长期过程。”
券商海外业务拓展需要时间积淀，只有业务规模到了一定程度，才能真正称之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陈雳表示，国内券商需要本着“服务实体经济”出发点，从服务国内实体企业业务“出海”角度，做好金融服务工作，在帮助实体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的同时丰富与当地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交流经验，从而进一步拓展自身在海外业务规模，业务广度和深度。
“中国证券业正待风起，有望诞生有中国制度特色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一流投行。”沈娟认为，在下一个行业周期中，资本、资质和改革将成为券商发展核心竞争要素。资本实力决定发展动能，资质水平决定竞争壁垒，改革方向决定成长空间，具备三维优势券商将发展为行业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