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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消费升级、二孩政策放开，城市幼儿托育需求将持续上升。然而，目前我国幼托行业发展存在着监管不到位、扶持不到位两大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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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托管班虐童事件把近年来不绝于耳的托管教育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所谓的“托管教育”，一般是指为1~6岁的学前及幼儿园适龄儿童提供的“学前托管”服务，托儿所就是提供托管服务的机构。其本质是小学教育的“下游”，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我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所是政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标配，为职工解决“带孩子”的问题。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大部分企业都取消了托儿所，托儿所在城市中逐渐消失，托儿服务由单位责任内化为家庭责任。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负担、工作压力日益加剧，“带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2016年11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近八成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在上升。“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是否有人帮助照料”成为七成以上的年轻人决定是否生孩子时考虑的首要问题。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招收的适龄标准为3周岁以上，但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家长愿意在孩子2岁前，就将其送入托幼机构，超六成家长选择在孩子2~3岁时送入幼托机构。
可见，托儿所是真正的“刚需”。根据业内人士的估算，目前至少有3000万的城市家庭有托管需求，这还不包括一些隐性需求——有意寻求高质量托管机构、但现阶段不得不靠保姆、老人托管小孩的家庭，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消费升级、二孩政策放开，城市幼儿托育需求将持续上升。然而，目前我国幼托行业发展存在着监管不到位、扶持不到位两大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监管不到位，必须加快完善对幼托机构和行业的监管机制。2014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出台托管教育的指导意见和管理方法，打破了幼托行业的“监管真空”。然而，目前的监管，还是以“资质审批”为主要手段。早在2015年，李克强总理就严厉指出过“资质审批”这种监管机制本身的缺陷。笔者认为，对幼托班的监管，应该由事前的资质认定转变为全过程监管，由托儿所资质认证转变为教师师资认证，依法制定幼托机构管理服务标准，破除行政壁垒，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幼托领域，同时由教育部门牵头，实行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全程无死角录像，重点监管安全、保育、卫生等方面，对主要负责人采取无过错责任推定。
其次是扶持不到位，必须加大对幼托机构和行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据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行业联盟主席张洪伟的研究，2014年以前，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没有出台任何关于幼儿托管的政策。恰恰相反，由于2012年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大量质量好、品牌好的幼儿园所办的“托班”被取消，家长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孩子送到社区托管机构。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扶持政策，社区托管机构往往受到面积、楼层、采光、师资等众多因素的限制，尤其由于待遇差、工作累等问题，报考幼师、学习专业托儿教育的人很少，导致幼托行业的专业师资匮乏、专业培训不足，幼托行业成为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台对幼托行业的扶持政策，尤其是给私营幼托机构平等的政策保障，探索将幼托、幼教纳入社会公共服务范畴, 从供给侧发力，增加供给、提升质量，建立居家养育、社区体验、机构服务等多位一体的模式，综合开展婴幼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