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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天下公器，因此学术可以也理应参与人类文明的建设和对话。但出于学科的特性，各个学科的参与程度不一，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相对于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由其学术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理念、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本土性所决定，较少受到国外其他人文学科的直接影响，向来自足性非常强。
这里的自足性，或称学术历史传统，是就中华传统文化内部而言的，比如文学经学化倾向(即把文学经典经学化，使文学成为解经之学，对文学经典进行经学阐释、章句考证等)，意识形态工具化倾向，以及宋明以来理学心学思潮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甚至是主导作用等。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自足的领域内，其传统的学科形态，要么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如儒家思想)为中心建构的阐释体系，如《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等，是从本体论到文体论，再到创作论;要么是依存于其他学科或学问，如经史之学的附庸。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自足性，客观上制约了其进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参与世界文明建设和对话的进程。固然，受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也在逐渐改变其形态，但其学术现代化的历程是比较缓慢的。因此，相对于其他中文学科，就时代性特别是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恰恰是最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学科。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现代化历程和内在建构实际上从近代已经开始。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的学术思想中，都不乏文化使命感和世界意识。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走向世界”社会思潮，更引起本领域有识之士的学理自觉，他们纷纷从西方学术思潮中找寻学理依据，进行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探索，如傅璇琮对丹纳《艺术哲学》“三要素”理论的采用、袁行霈用意象意境概念分析中国诗歌艺术的尝试、罗宗强对文人心态中介作用和文学思想内涵的解析等，逐渐推动形成了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交叉融通的局面，其影响直至今日。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现代化和内在建构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文化的馈赠”理念的提出。它是与以往“拿来主义”立场相对而言的。在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思想进行反思之后，袁行霈提出了“文化的馈赠”思想。在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上，他对“文化的馈赠”作了如下的阐释：“文化的馈赠是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创新活动，各个民族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别人的选择，决不强加于人。馈赠和接受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馈赠和接受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因为多元的文明本来就各具本色，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分量和方式又不相同，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表明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自尊、自信立场，显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姿态。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体现在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上，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因此保持文化自信，就是保持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新时代古代文学学科内在建构的特征，首先体现在以历史的眼光、敬畏的态度、科学的理念，对中华文学与中华文明进行整体观照和重新认知，以古今中外文化通观、人文社科内部学科的交叉融通、文献大数据与人类文明共享互通的意识，参与世界文明的建设与对话。
从实际情形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世界文明的对话经历了从被动加入到主动参与，从部分引领到全面主导的过程。这体现在相关国际学术会议从轮流主办到以中方主办为主，也体现在学者的关注点从“汉学”到“国学”的转变，更体现在话题、方法、视角、阐释、理念诸方面从借鉴外国逐步过渡到中方主导。而相关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也经历了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作者为汉学家)到“中华学术外译丛书”(原作者为中国本土学者)的变化。
其次，以“中华文学”为名，重新建构文学史。汉族文化、文学在大多数时期是居于主流的、强势的文化和文学，因而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常常将汉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割裂对待，以至于那么多部中国文学史事实上被写成了汉族文学史。树立中华民族充分的文化自信，对于建构中华文学大文学史观、重写文学史尤为重要。
例如，每每到了“五四”，学术界就会面临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事实上，正如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可逆转一样，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否定新文化运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因素已经在宋元明清时期有所孕育，只是“五四”时期借助外力发生了突变。谁也不能阻止已经发生的历史，更不能假设历史，或者以此为名置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于不顾。尊重文化传统，以复古为革新是中华文明古今通变的一般原则，但因尊古而泥古甚至复古，则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再次，主动走出去找寻中华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印记，同时客观上增加本土文献资料的库存。在这方面，王小盾的汉喃文研究、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的研究，张伯伟的《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童岭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卞东波的《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等，都致力于利用域外新材料，将古代文学置于东亚汉文化圈内，从而对中华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进行观照和评判。另外，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纷纷加强了对中华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关注，如“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外辞赋文献集成与研究”“俄藏中文古籍的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等。
(作者：马自力，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