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尔街在热议的一个名字是比尔·米勒,他曾经创造了连续15个自然年度击败标普500指数的辉煌业绩,却在最近两年半屡受挫折。而即将退休的安东尼?波顿,更是连续管理Fidelity特殊情况基金接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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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鲜明的是,中国的基金经理们,都是些曾经辉煌或者正在为辉煌努力的年轻人。此前,曾经有报告统计了基金经理的任期年限,报告的关键词之一即是“年轻”。目前在任的520名基金经理当中,三分之一的人不足一年,而任职不超过两年的也有三分之二之多。
在过去的10个月里,从6124点到2400点,中国股市已经创造了60%左右的跌幅。如此惨烈的下跌,对于牛市中而起、从业不足两年的稚嫩肩膀,这可能是无法承受之重。报告显示,有半数以上的基金经理,在这之前尚未真正在残酷的熊市中历练。除非是投资奇才,否则不经历数次牛熊轮回,很难相信他们能在熊市到来之时安然应对。基金业当前的状况正清晰地描述着阵痛下的境况。
此时,市场开始回忆那些曾经辉煌的年轻人,他们或曾经创造了200%的年度投资回报率,或曾经在漫长的熊市中给投资者带来难能可贵的正收益。他们曾经叱咤风云,投资的一定之规被他们充满个性化地演绎,鲜明的风格历经涨跌得失之后像烙印般留在市场记忆之中。
本报基金周刊曾在5月底做过一期基金经理的专题——“年轻刻录沧桑”,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基金业发展十年间,在这些曾经辉煌的年轻人中,依旧担任基金经理的也只有王亚伟等寥寥数人。而与王亚伟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或成为公司的管理层,淡出最前线;或转投私募,开创另一个世界。
成为基金公司高层,尚能以自己的经验指导那些年轻的基金经理们。而流向私募,对于公募基金的投资力量来说,显然是此消彼长的转变。一份报告显示,从2007年6月开始的一年当中,公募基金共有149名基金经理离任,变动率超过两成。在我们选出的公募基金十骏中,更有六骏已悄然离去。
有人说,基金业的超常规发展、“老人”的离开给新人们带来更多的机会。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基金经理“一拖二”甚至“一拖多”的现象非常普遍,毫无疑问,投资力量的扩充并没有跟上行业扩张的脚步,新人们成长的速度更是在残酷的市场变化面前相形见绌。
现在的基金公司更愿意用整体实力代替明星经理,一为防范风险,二为树立公司品牌、淡化个人色彩。但这并无碍明星经理们在投资博弈中脱颖而出,至少到现在,明星依然是基金公司聚集人气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何让千里马在公募阵营中永葆青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我们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已经建立了严格的机制,所谓“马失前蹄”的悲剧很难重复上演。但我们在激励机制依然难见大的作为,而正是由于激励机制的缺失,正成为那些优秀人才出走的原因之一,比如私募??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实施激励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