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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沪宁“双城文学交流工作坊”近日在复旦大学举行，这个工作坊由南京批评家何平、上海批评家金理共同召集，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学批评家为主体，邀请国内活跃的诗人、小说家和出版人进行对话交流。第一期研讨会将话题聚焦于“青年写作”，就当下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与会的学者、作家、出版人纷纷呼吁，青年创作要多些朝气和锐气，让文学回应现实，真正地介入社会生活。
青年写作，不该太“甜腻”
研讨会上，诗人马骥文抱怨说，现在的青年写作，给人的感觉太“甜腻”了。
这种“甜腻”，在何平看来，来自于对已成惯例的文学趣味的迎合，对拥有文学资源分配话语权的大学、研究机构、刊物的审美标准的迎合。小说家黎幺补充说，青年作家应当不断地突破自己，朝向新的原点出发，要适度反抗作家自身从青少年时代起通过读与写形成的文学趣味。
突破的意义何在?或者说，我们要提倡何种写作?黎幺认为，突破、冒犯是为了使写作更好地回归它的本质，即通过写作回应生命。文学评论家、《上海文化》杂志社编辑张定浩对此非常认同。他举了20世纪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例子：无论是运用传统笔法的《都柏林人》还是充满形式创新的《尤利西斯》，作者都能通过自己的写作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群像。“反观当下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他们往往比较迷恋符号层面上的创造和想象，而对于自己生命的打开和他人生命的体察都不够。作家们要扎扎实实地倾听和描述他人的话语，倾听和描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张定浩说。
文学制度，应保护作家的锐气
不过，何平客观地指出，之所以会形成当前这样的创作风气，作家的不争固然是一个方面，文学制度的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当下，大学、文学组织机构、批评家、刊物组成的当代文学制度，很不利于青年写作者的创造，特别是几个重要文学期刊发表的青年作家作品，普遍匮乏对既有文学惯例的超越，它们强调的‘文学传统’已经渐渐发展为‘文学教条’。”何平说。
这种文学制度带来的后果是，许多写得“平庸而安全”的青年作家，在重要的文学刊物频繁登场，而那些洋溢着锐气和冒险精神的作家却很难被文学刊物“收编”，这种“风向标”客观上鼓励了作家更多地创作“平庸而安全”的作品。
对此，出版人泼先生认为，“很多写作者写的时候已经站在出版社的立场考虑，怎么写读者才更愿意看，怎么写才能卖得好。这一方面说明写作者的心态有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出版社的标准或者好恶客观上代替了一部分文学标准，文学标准于是变得越来越狭窄和专业化。”
那么，作为文学制度里最活跃、最针锋相对的力量，文学批评家们又能为具有朝气的青年作家做些什么?何平指出了批评家的使命：批评家们应当成为他们在文学审美领域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而不是作为僵化文学教条的守成者，使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作家活跃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描述中。
好的文学，要与世界紧密关联
文学批评家项静认为，青年写作是否具有锐气，直接关乎我们的文学能否具备和影视、新媒体、网络写作抗衡的实力：“所有这些都在寻求自己的空间和话语权，今天我们的写作就是要写出它们不能说出的东西。”
新媒体们“不能说出的东西”是什么?作家王苏辛认为，这种东西首先是精神层面的思索：“作家要勇敢地和一些精神问题对峙，而不只是总想着如何搭建想象的空间。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要更多地对精神世界负责，在不断回归内心、审视自我和世界的过程中，一个作家才能汲取成长的源泉。”
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更承担着反映、影响社会的责任。“朝气或者锐气，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让文学与世界发生一点联系，让文学介入社会现场。”小说家陈志炜说，“就像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所言，风格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风格背后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
呼唤文学为整个国家、民族以及精神主体的重建带来希望，并不仅仅是作家的职责，也是批评家和所有文学从业人员的使命。对此，批评家项静表达了清醒的反思：“作为职业的写作和批评，究竟与周遭世界存在多少意义关联，这应当是我们谈论锐气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贾梦雨 冯圆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