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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斌
近日，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办，苏州大学承办的中国第17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在江苏苏州举行。
据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朱诚如介绍，自1986年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已经走过31个年头。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清史学人会聚苏州，也突显了此次会议的纪念意义。从古至今，苏州文化荟萃，人才会聚，穿梭于苏州古城的平江文化历史街区，状元潘世恩的宅第、状元洪钧旧址、探花潘祖荫府邸、徽商潘麟兆所建礼耕堂、进士沈秉成居住的耦园……街头巷尾，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置身其间如同阅读一部清朝历史。
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期间，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提交论文，在研讨会上畅所欲言，推陈出新，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予以公布。据会议组委会人员介绍，此次会议共收到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翁同龢纪念馆等的50多位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50多篇，内容上起满洲入关前史、下至清末民初，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涵盖了清代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从海内到海外的各个研究领域，代表不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新修《清史》的编纂工作，推进清史学术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向大会致贺信。他表示，“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中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清代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前启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对我们来说，当代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宗教、边疆、生态、民族等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根由，历史之因，现实之果，清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选择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涉及清代政治、民族、科技、宫廷方面的研究新成果，以飨读者。
努尔哈赤废黜褚英和代善有新解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后，曾废接班人褚英和代善，二人皆有杰出的指挥才能和赫赫战功，以往学者多认为，此事始于褚英、代善好大喜功，得意忘形进而肆意妄为，导致杀身之祸。
本次研讨会上，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玉兴指出，褚英被废应与暗通明朝有关。努尔哈赤准备攻打辽东之初，褚英向明守军递送情报，透露其父将要叛变，并未引起明军重视。褚英出卖情报虽然未能改变战事，但其举动被努尔哈赤埋伏在明朝的眼线侦查，结果遭到努尔哈赤的囚禁。代善之被废则因与努尔哈赤大福晋有染，诱因则是代善虐待其子硕托。硕托本是不学无术、放荡不羁之徒，出走城外，被人误为出逃，努尔哈赤斥责代善追查。代善建议杀掉硕托，引起努尔哈赤不满，认为他虐待子孙。硕托因气揭露代善与大福晋过从紧密。本来努尔哈赤对此早有耳闻，但认为曾有言在先，自己百年之后，由代善负责大福晋的起居，所以并不重视此事。硕托的揭发则挑战了努尔哈赤的颜面，借硕托事件将代善废黜。两次废储，前次表现出努尔哈赤决策果断，粉碎了一场政变，推进了建州女真的发展;后一次则受感情因素驱使，因小失大，自毁家业，暴露了努尔哈赤晚年昏聩不智，风光不再，后金政权陷入了困境。
官方记载清初旗人的旗籍多有错误
旗人籍隶何籍，关系到与旗主的关系、政治派别归属、各次政治斗争的理解分析，以及旗人的行为评价。
南开大学教授杜家骥提交的论文指出，清朝官私所修清初的旗人传记，以及民国时所修的《清史稿》，所记旗人旗籍大部分是错误或不确切的。原因是清初八旗曾有五个旗经过改旗，其旗人的旗籍也因此改变。至顺治八年(1651)不再改旗，旗籍基本固定，只有个别的抬旗和旗间调动。而清朝国史馆所修人物传记，最早追溯到康熙中期以后，因此今人见到的人物传记所记旗人旗籍，有的是以其死后子孙经更改之旗作为他的旗籍，实际此人从未籍隶此旗，有的是以最后固定的隶旗作为旗籍，其实此人在此前更长的时间内，并未隶属此旗。
康熙朝全国地图测绘曾领先世界
康熙帝是一位开明君主，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命令在华传教士白晋等人开启全国测绘，历时5年，除了新疆哈密以西及西藏部分地区外，测绘出全国总图《皇舆全览图》。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认为，从地图内容详尽程度和彩色绘图水平来看，它都是中国和世界测绘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当时欧洲各国的全国性测量或尚未开始，或未完成，此次测量可以说领先世界，此次学习西方本来可以使中国的地理测绘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但结果令人扼腕，《皇舆全览图》被深锁宫闱，未布民间。先进的测绘技术没有继续在中国发展，反而退回到原来计里画方、矩形网格绘图的古法。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此次测绘活动并不属于中国地理学者与西方传教士的科学合作，而是传教士为使康熙帝改信天主教而满足其个人科学兴趣，同时也符合派出国科学需要的一次测绘，与国人关系不大，今人不能刻意强调中国在此次地图测绘方面的成绩。
大数据分析康、乾两帝南巡观景最爱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一百年间，康熙帝和乾隆帝分别六次南巡，被誉为“巍巍盛典”“熙朝盛事”。那么，康、乾二帝在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江南，他们的观景最爱又是什么呢?
苏州大学王卫平教授、吴建博士依据两位帝王所写的1565首南巡诗、题写的721处匾额以及地方志等资料，进行了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杭州是两位帝王的一级旅游目的地，其他城市中，相对于乾隆帝，康熙帝更爱扬州，江宁则吸引了乾隆帝更多关注。此外，金山、孤山、西湖、焦山、惠山和云栖是康、乾二帝的重点游览地;虎丘、灵隐、天宁寺和高旻寺是康熙帝喜爱游览地，而栖霞山、寒山、大明寺和灵岩山则是乾隆帝的最爱。江南的水域景观也得到二帝的垂爱，西湖处于最高级别，其次是杭州的龙井、常州的惠山和苏州的千尺雪等。园林景观也吸引了康熙帝和乾隆帝，游览排名靠前的有圣因寺行宫、苏州织造署行宫等官家林园，也有安澜园、寄畅园等私家园林。康、乾二帝流连于精巧、典雅的江南景观，凡是独钟的景观，均命随行加以绘制，携图而归，写仿于皇家园林。康、乾二帝对江南景观的喜爱和写仿，不仅满足了将天下据为己有的愿望，也有利于江南文化的传承，促进满汉、南北之间的艺术交流。
本次研讨会内容，除了包括以上列举的涉及清代政治、民族、科技、宫廷方面的文章外，运用传世的造像、字画、文书、典籍等实物为依据，并结合文献来综合考察历史的“形象史学”研究模式受到较多学者青睐，应用此类研究方法提交的论文较多。例如，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任万平研究的《光绪〈大婚图〉》、承德避暑山庄副研究员沈云伟对雍正帝书法的研究、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姜舜源对韩国藏清人书法的讨论，还有专家学者探讨康熙万寿围屏、乾隆帝御用兵器、藏式木碗、俄罗斯藏中国宫廷文物“正统铜人”、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图等。
此外，多位专家学者表示，本次会议新材料的发掘、新方法以及新技术的应用，都上升了一个新高度，将促进清代历史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